“孝”迎“硒”客来 恩施小土豆入驻孝感首衡城

由以上论述可见,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,不断开拓新的领域,笔者在这里指出的诸如关于统治思想的研究、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以及民本思想的研究这三个方面,其实是一个问题,这几个方面都属于统治思想。

门内门外，恩义不同，微谏、强谏，公私亦异，事势然也。16 《孝经注疏》，第12页。

若朝觐于王，则身行臣礼。再次，观玄宗《制旨》所言朕穷五孝之说，人无贵贱，行无终始，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。47 [日]林秀一：《〈孝经述议〉复原に関する研究》，东京：文求堂书店，1954年，第271、272页。（陈鸿森：《唐玄宗〈孝经序〉举六家之异同释疑》，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74本，2003年3月。【55】《五刑章》注疏所受《唐律》之影响不止于此，元氏疏不仅对律法做了非常丰富的论证：《易·序卦》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。

48 《孝经注疏》，第51页。为了便于分析，先列出此章经文与玄宗注：子曰：昔者，明王事父孝，故事天明。[④]然需指出的是，古代庙学合一是于官学设孔庙，且是政府推动之国家行为，如卢国龙《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》一文所指出，庙学是历史上孔子庙与各级官学的合成体。

[⑤]参见卢国龙《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3年第3期。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，庙是指孔庙，学则指官学，包括京师国学（太学、国子学）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。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东晋开始于太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（夫子堂），可称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，可谓庙学合一规制的雏形。

至民国初期，传道之儒数量仅次于孔子弟子，是孔子庙附享的大宗[35]，足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国家对于传道之儒的高度重视。会议举办地点于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二楼。

庙学与儒学之密切关系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庙学兴衰系于儒学兴衰。[27]金春峰：《朱熹道统说的建立与完成》，《九州学林》（香港城市大学主办、出版）2006年春季号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（《子罕》）孟子亦有此道统意识，如其言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，此是云其承继尧舜之道。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

第三，庙学体现了儒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夫天，未欲平治天下也。[19]毛礼锐、沈灌群：《中国教育通史》（第三卷）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96页。[12][清]郝懿行撰：《尔雅义疏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版，第494页。

一、何为庙学庙学这一概念由何而来？庙是何庙？学是何学？庙和学又是如何成为一体的？笔者首先对此予以历史还原和解析。古代国学原指国家学府。

自北宋开始，理学逐渐兴起并兴盛，国家教育虽仍以儒家九经为主，但不再专用某一家之注疏，而是相继重新修订《五经正义》《九经义疏》作为教材及科举考试之依据。牟宗三[25]、刘述先[26]、金春峰[27]、韩星[28]、丁四新[29]等诸先生（包括黄进兴、朱鸿林、干春松等学者）皆非常重视儒家道统思想学说，并有相关精要论述。

[37]其所行之释奠礼、释菜礼、释褐礼、告祭礼、献功礼等，则承继了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所奠定并由先师孔子所集大成、董仲舒等汉儒所发展的礼乐教化思想。舒大刚、任利荣《庙学合一：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》一文亦对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庙学合一规制予以考察。周代大学里要祭祀先圣先师，皆是开国之君及辅佐其创建功业之重要大臣。[11]也即庙学一词虽其出处甚早，但必须确定庙学之庙为主祀孔子的庙宇，方可符合庙学一词之本义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。

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所颁布的《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》（1934年）中，仍规定祭孔之前，要讲述孔子生平思想事迹，并讲祭孔之历史意义等，亦包括主讲人对孔子儒家经义思想之阐发，广播电台面向全社会大众，予以直播报道。[29]丁四新：《张力与融合——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9年第2期。

[34]南宋是传道之儒从祀之发展时期，朱熹便曾言配享只当论传道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）。[16][清]郝懿行撰：《尔雅义疏》，中华书局2017年版，第494页。

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孔庙，但都有国家大学，用以明人伦道德（故后世庙学皆有明伦堂或明德堂，北京孔庙国子监称彝伦堂，概由此出）。[36]参见梁涛《新四书与新儒学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。

[35]参见孔喆《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11年第4期。无真儒，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故孔庙在创建之初，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师的双重义涵，亦为汉代皇帝祭祀及孔庙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学校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。而南宋理宗后包括元明清，更以朱子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，以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科举考试教材，而其道统观念亦为朝野首肯，影响千年。

庙学与儒家道统紧密相关，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。亦如韩星教授所指出，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、学术，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、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，相对于西学称中学（如冯桂芬、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），后改称国学，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、学术意义的转变。

黄进兴《优入圣域：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》（2010）、干春松《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》（2012）、董喜宁《孔庙祭祀研究》（2014）、朱鸿林《孔庙从祀与乡约》（2015）及其他相关论著，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孔庙、祭祀、道统与政统关系等，对于庙学偶有论及，或分而言之，整体关注较少。[15]庙是接神之处，其处尊，故在前（《说文》），郑玄注云：前曰庙，后曰寝。

随着帝制结束，国体变更，古代政治制度和经学制度解体，儒学教育式微，庙学亦逐渐丧失其儒家思想义理教育和礼乐教化之文政教、文教职能。 注释[①]梁涛:《新四书与新儒学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页。

[37]参见孔喆《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11年第4期。汉代至唐代之最终选择孔子（起初还有周公，与孔子地位互有消长，迭称先圣，唐高宗时周公正式被移至武成庙以后，其地位式微）为道统代表人物，便是国家教育以孔子为祖师，孔子先圣地位最终稳固。当然，韩教授这里的国家学府主要是从最高国家学府如太学、国子学、国子监等而言。由此来看，庙学一语，最早确出自韩愈的《处州孔子庙碑》，且与唐代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时间亦吻合。

笔者认为，儒家道统在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及价值，它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。[⑨]马其昶：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91-492页。

国子监划归学部，古代学校大都废弃，建立了新式的各大、中、小学校。唐代儒学制度化，孔庙由国子学、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、县学。

儒学的思想义理以及礼乐教化涵义，今仍延续。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